B.C. Chinese Music Association - B.C. Chinese Music Association

中國素有“禮樂之邦”的稱譽。源于周王朝的官廷禮樂規模宏大、樂器種類繁多、樂師人數甚眾、觀演規矩更是十分繁雜。如《周禮》明文規定，天子之樂，必須以四面懸掛鐘磬類樂器的組合形式演奏；諸侯用三面；大夫用兩面；士用一面。同樣，參與演出的詩、歌、舞三位一體的表演者人數也以等級相應區別。

據文獻記載，當時使用的各類樂器已達70種之多，而且逐漸形成了按樂器製作材料區別的“八音”分類法，計有金（鐘、鈴）；石（磬）；絲（琴、瑟）；竹（蕭、笏）；匏（笙、竽）；土（壩、缶）；革（建鼓、鼗鼓）；木（祝、梧）。

由於“禮樂”作為一種制度在諸侯宮室中應用，便相應培養、造就出大批造詣很高的音樂家。他們也按“周禮”分成若干等級。地位最高的音樂家的名字前常常 冠以“師”字，而且他們往往是雙目失明的盲人。因此之故，這些人的聽覺都有極強的記憶力和辨別力。如晉國著名音樂家師曠，當他聽到晉平公（前532年以前 在位）鑄造的大鍾音律不準時，便直言相告，晉平公對此不以為然。

後經衛國樂師師涓證實，果然如此。以善彈琴著稱的師涓，不單聽覺敏銳，而且音樂記憶超群。一次，他隨衛靈公（前534—前492在位）出訪晉國，經過名叫濮水的地方，夜裏偶聞琴聲，師涓“端坐援琴，聽而寫之”，練習二日，便能演奏了。

教孔子彈琴的老師是衛國的師襄，他循循善誘，使孔子學琴從“得其曲”（熟悉曲調）到“得其意”（領悟樂旨），直至“得其人”（主客體交融），更至“得其類”（觸類旁通、應用自如）。鄭國的樂師師文，有關彈琴“內得於心，外應於器”的體會，已成為淵源久遠的我國傳統音樂表演藝術的美學信條之一。

周王室漸至衰敗後的春秋戰國時間，“禮崩樂壞”，於是長期囿于宮牆內的雅樂開始向民間滲透。許多音樂家不再依附宮室，而可以自由活動，也不再需要冠以 “師”的頭銜。他們開始有名有姓，見於經傳了。例如，伯牙和鍾子期通過音樂結為“知音”的故事，千百年來就傳為美談。《呂氏春秋•本味篇》載：“伯牙鼓 琴，鍾子期聽之。方鼓琴而志在泰山，鍾子期曰：‘善哉乎鼓琴！巍巍乎若泰山。少選之間，而忐在流水。’鍾子期又曰：‘善哉乎鼓琴，洋洋乎若流水’，鍾子期死，伯牙破琴絕弦，終身不復鼓琴，以為世無足復為鼓琴者。”

更能反映當時器樂演奏普及的記載，是《史記•蘇秦列傳》中戰國策士蘇秦對齊宣王（前320一前302在位）

說的一段話：“臨淄甚富而實，其民無不吹竽鼓瑟，彈琴擊筑……”這活生生畫出了有30多萬居民的齊國之都（今山東淄博）繁盛的音樂文化生活。《韓非子 •內儲說》也記載了這位齊宣王與音樂的故事。據說他酷愛吹竽之樂，擁有一個300人的竽樂隊。有一位不通此技的叫南郭處士的人，混入樂隊。宣王死後，緡王願聽獨奏，南郭處士慌忙逃跑，於是有了“濫竽充數”的典故。後人更能從中窺到齊國音樂生活的方方面面。另有一位韓國賣唱女子韓娥，在齊都西南門賣藝乞討， 史書上說，其歌“餘音繞梁，三日不絕”。她在一家客棧前受欺侮，便長歌當哭，感動得“一里老幼悲啼涕淚、三日不食”。韓娥為報答鄉親們的好意，又唱了一 曲歡快的歌，歡悅氣氛立刻彌漫街巷。齊國民間的音樂生活，由此可見一斑。

《列子•湯問》中還記載了秦青善歌的故事：一個名叫薛譚的學生，隨秦青學習歌唱。沒有學完全部技巧，便想回家。秦青為他在郊外餞行，他“撫節悲歌，聲振林本，響遏行雲”，薛譚聽罷心服，請求留下來繼續深造。

另一則《鄖人善歌》故事記述了楚地民眾歌唱活動的普及。劉向《新序•雜事》云：有客開始唱《下里巴人》，國中和者數千人；再歌《陽菱采薇》，和者數百 人：而唱到《陽春白雪》時，能夠和唱的人便只有數十人了。因為該曲中有“引商刻羽、雜以流徵”這類變化音，難度增加．能和之者必然寥寥。更加感人的還有一 則荊軻刺秦王，燕太子送荊軻于易水之畔的故事，高漸離擊筑，荊軻悲歌：“風蕭蕭兮易水寒，壯土一去兮不復還。”歌曲從“變徵之聲”轉到“慷慨羽聲”，使聽者瞋目，“髮盡上指冠”。

這些描述先秦社會音樂生活的故事，感染後人，傳誦千古。而“得心應手”、“知音”、“濫竽充數”、“餘音繞梁”、“陽春白雪”、“怒髮衝冠”等詞組，早已融入到我們的日常習語之中了。